陆阳的记忆无比清晰,正是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为了给支付宝获取至关重要的央行《支付业务许可证》,扫清外资控股的身份障碍。
老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决断力和颇具争议的方式,在未正式通知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情况下,分两步将支付宝的控股权从阿里巴巴集团体系内,转移到了他个人完全掌控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名下。
这一先斩后奏的操作,在当时引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
雅虎和软银在事后得知详情时震惊且愤怒,公开指责老马违背了公司治理原则和股东协议,擅自处置了集团核心资产。
这场风波将老马和阿里巴巴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契约精神”与“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激烈交锋。
尽管过程充满争议,但最终在2011年,老马与雅虎、软银达成了艰难的补偿协议。
根据协议,由支付宝发展而来的蚂蚁集团承诺,在其未来上市时,需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一笔一次性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60亿美元。
此外,在上市前,蚂蚁金服每年需将其税前利润的49.9% 支付给阿里巴巴集团,作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费用。
这两项补偿,尤其是每年近半的利润分成,其分量之重,足以证明支付宝的价值是何等惊人,也反衬出老马当年冒险转移控制权,所试图保护和争取的,是怎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未来。
这绝非简单的商业博弈,而是夹杂着国情、监管、企业生存与创始人野心的复杂抉择。
坐在老马对面,陆阳内心对这位备受争议的商业巨子,在支付宝转移这件事上,其实是持支持态度的。
理由有两点。
第一,朴素而现实的家国情怀与利益考量。
阿里巴巴集团当时近70%的股权掌握在雅虎和软银手中。
支付宝作为未来可能掌握亿万人支付数据、渗透到社会经济毛细血管的金融枢纽,其控股权如果长期旁落于外资之手,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监管的角度,还是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情感来看,都让人难以安心。
将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的控制权拿回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在陆阳看来,是必须跨出的一步,哪怕手段值得商榷。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现实必要性,那就是支付牌照。
陆阳深知,如果没有那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就永远是一个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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