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跟踪我,绕了三圈才甩掉。”
马库斯点头:“安提丰的情报网在升级。不仅收集信息,还反制信息收集。”
他们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点——一艘即将报废的旧渔船船舱。船主是马库斯的朋友,船停在维修区,很少有人来。
欧克拉底斯摊开更新后的情报:“萨摩斯那边确认,‘阿耳戈英雄号’确实多次往返雅典和以弗所。而且不止这一艘,还有两艘小船用类似模式运作,只是更隐蔽。”
“货物内容?”
“无法确定。但从卸货时间和搬运方式看,不是大宗货物,更像贵重物品或文件。有一次我们的观察员看到,卸下的木箱很小,但需要四个人抬,说明很重。”
“贵金属?钱币?”
“很可能。”欧克拉底斯说,“波斯总督提萨费尔奈斯以提供资金支持换取政治影响。如果安提丰仍在接受波斯资金,就违反了联合政府公开承诺的‘停止秘密外交’。”
马库斯思考:“但怎么证明?我们无法登船检查,也不能公开指控没有证据。”
“所以需要更多观察,建立模式。”欧克拉底斯指着海图,“下一次‘阿耳戈英雄号’出港,我会安排船只‘恰好’同行一段,观察目的地。如果再次前往波斯控制区,几乎就可以确定了。”
“风险呢?”
“如果被发现,就说是例行巡逻航线重叠。海上航行,路线相近很正常。”
他们讨论了细节,然后转向另一个话题:申诉处对码头工人的影响。
“工人们现在分成两派,”马库斯说,“一派想去申诉,改善工作条件;另一派害怕报复,觉得申诉处保护不了他们。今天早上,两个想去申诉的工人被调到了最差的工班,明显是警告。”
“安提丰在展示控制力,”欧克拉底斯分析,“不是全面压制,而是选择性惩罚,制造恐惧范例。这样既维持了表面开放,又实际限制了申诉效果。”
马库斯感到熟悉的无力感。在码头上,对抗是直接的:老板克扣工钱,工人罢工抗议。但在政治中,对抗是间接的、多层的、模糊的。你甚至难以确定谁在真正做决定,谁在承担责任。
离开旧渔船时,马库斯注意到码头木桩上有一个新标记:这次不是符号或数字,而是一串点线组合:·-·-···-··。
他愣了几秒,突然意识到这是什么:简单的敲击码。他在船上做过水手,知道这种用长短信号传递信息的方式。·代表短,-代表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