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程师尚未到场,安东尼将军亲自分析。他将图纸摊在长桌上,指着那些标注点:“这些确实是雅典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但有趣的是……其中三处标注有误。”
“有误?”莱桑德罗斯意外。
“是的。”将军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这里,标注为‘墙体风化严重’,实际上去年秋天已经加固。这里,‘瞭望塔视野盲区’,上个月我们调整了相邻塔楼的位置,已经覆盖。还有这里……”
他一共指出五处错误,占标注点的三分之一。
安提丰若有所思:“这意味着什么?绘图者信息滞后?还是说,这些错误本身是某种误导?”
莱桑德罗斯感到困惑。如果图纸是叛国证据,为何包含过时或错误信息?如果是用于合法研究,为何出现在与波斯文书一起的秘藏中?
索福克勒斯提出第三种可能:“或者,这些图纸是多手传递的结果。原始准确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修改、添加、扭曲,最终版本已经偏离事实。”
会议陷入沉思。安东尼将军总结:“基于现有证据,我们可以确定该工坊从事非法活动——未经授权持有敏感军事信息、藏匿可疑外交文书。但直接叛国的证据尚不充分,特别是图纸中的错误令人怀疑其准确性和意图。”
安提丰立即跟进:“我建议委员会发布初步结论:该工坊可能涉及商业间谍活动,而非直接军事叛国。同时继续调查,追查工坊使用者、图纸来源、文书真伪。”
莱桑德罗斯反对:“这样的结论会淡化事件严重性。即使只是‘商业间谍’,在战争时期与波斯往来,并且涉及防御信息,也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我同意莱桑德罗斯,”索福克勒斯说,“初步结论应该强调事件的严重性和继续深入调查的必要性,而不是急于定性。”
安提丰微笑:“那么折中如何?结论分为两部分:事实部分——发现什么;评估部分——可能意味着什么。事实部分我们都能同意;评估部分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等待更多证据。”
这是安提丰典型的策略:用程序性和技术性讨论消耗时间,模糊焦点,控制结论的表述。莱桑德罗斯知道,一旦委员会发布一个模糊的初步报告,公众注意力就会转移,调查动力就会减弱。
但就在辩论继续时,一名士兵匆匆进入,对安东尼将军耳语。将军脸色微变,起身宣布:“会议暂停一个时辰。有紧急军情。”
二、萨摩斯的最后通牒
紧急军情来自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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