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知道这远非理想,但考虑到现实压力,他点头:“可以接受,但公民大会应有权力修改议程——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修正权。”
经过四十分钟的辩论,最终达成决议:以五票赞成、两票弃权(科农和另一名保守派)通过两项提议。会议记录明确写入了三天期限的背景,以及萨摩斯舰队要求的原文——这是莱桑德罗斯坚持的,为了让历史记录清晰。
会议结束时,安提丰看似随意地说:“既然调查委员会今天要重新召开,我建议增加一名成员——港务官员的代表。毕竟,港口安全是他们的直接责任。”
莱桑德罗斯警觉:“但港务官员本人可能是调查对象,这涉及利益冲突。”
“那么由港务部门的资深文书担任,不参与决策,只提供技术信息。”安提丰让步,“我们需要专业信息来评估那些图纸和文书。”
这个建议听起来合理,莱桑德罗斯无法反驳。但他知道,安提丰安插的每一个人,都是信息渠道和控制节点。
二、萨摩斯观察员的抵达
午时刚过,萨摩斯舰队的观察员抵达比雷埃夫斯港。出人意料的是,来者并非军人,而是一位中年学者——狄奥多罗斯,曾是雅典学院的修辞学教师,五年前移居萨摩斯。他衣着朴素,只带了一名年轻书记员。
“特拉门尼将军选择我,是因为我了解雅典的法律程序和辩论传统。”狄奥多罗斯在简单的欢迎仪式上说,“我的角色是观察和报告,确保调查过程公正透明。我不代表萨摩斯舰队做出判断,只记录事实。”
这个低调的姿态让安提丰稍感意外,但也更难以应对——一个熟知雅典规则的学者,比一个武夫更难糊弄。
狄奥多罗斯立即要求查看调查委员会的所有记录:会议纪要、证据清单、证人名单、初步结论草案。他的书记员开始一丝不苟地抄录。
下午申时,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召开,狄奥多罗斯列席。当安提丰介绍新增的港务部门文书时,狄奥多罗斯平静提问:“这位文书先生在过去三个月内,是否经手过与‘阿耳戈英雄号’或‘海豚号’相关的文件?”
文书——一个叫米南德的年轻人——愣了一下,看向安提丰。安提丰代答:“港口文件繁多,需要时间检索。”
“那么请允许我提醒,”狄奥多罗斯说,“根据雅典港务条例,所有外籍船只的进出记录、货物清单、税费缴纳凭证,必须在码头办公室保存至少一年。如果这些记录‘遗失’或‘不全’,港务官员需承担法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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