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课，课时45分，足够苏亦发挥了。
建国前，不少学者为了抄录敦煌文书，历尽千辛万苦，然而，这种艰难，并不包括胡适，他在巴黎跟伦敦抄录敦煌文书的过程，都非常方便，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关。
1926年，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名委员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前往英国。在此期间，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
因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阅敦煌文书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而且，他去翻阅这些文书，并非为了抄录，主要是为了做中国禅宗史研究，至于抄录敦煌文书，更多是顺带的。
这一时期的阅读工作，为胡适在后来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支持。从1926年开始，直到1962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是胡适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几篇重要的禅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正是由于敦煌文献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献在胡适禅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胡适在研究早期禅宗史过程中，敦煌文献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不过他去翻阅这些敦煌文书的目的是为了编著他的？《中国禅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终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史》，这确实是一大遗憾。
然而，他的行为跟刘半农他们一抄录就是好几年的学者来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苏亦对胡适这段经历，只是一笔带过。
但对于他关于禅宗史方面的论文，苏亦却没有选择疏忽，“同学们，对禅宗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当然，如果诸位对密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论文TantrisminChina，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学们阅读。”
然而，苏亦也没有深入讲解，毕竟这些话都有些跑题了。
所以苏亦回归到其他抄录敦煌文书的学者身上。
他接下来说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郑振铎。
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但郑先生在1927年的时候，曾经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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