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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