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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