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 ...以夷伐夷”(《后汉书錠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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