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米、鲁两国，获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赞赏。米人暂且不说，但鲁人和英吉利在远东的合作，无疑是对佛兰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险。
普鲁士王国和为奥斯马加一直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这点是佛兰西无法容忍的——欧罗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边出现一个过于强大国度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战后1856年戈尔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后，鲁西亚致力于与原神圣同盟中盟友的关系缓和。
如果神圣同盟复兴，那佛兰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则将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孤立状态。
每当想到这一点，佛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就不寒而栗。
格洛斯对皇帝的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英鲁之间搞破坏。
其实，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对小伙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势，使他倾向于格洛斯的意见。
自1857年到达远东后，英使额尔金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由于地利原因，远东是帝国触角的末梢，因此扶持当地势力是必须的；
第二，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对欧罗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国亲自下场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继续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要先通过皮鞭和镣铐让这些腐朽的官僚们“明白事理”；
第三，鲁西亚依旧抱着航海帝国的梦想，不肯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近海国度。在这一点上，帝国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额尔金深受英吉利远东官僚们的影响。
这些人向他详细汇报了鲁人在阿穆尔河的陆续冒险行为，并提醒他注意米鲁之间在远东的勾结。
对此，额尔金深以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后，帝国从地理上分割了米鲁的领地。因此，限制好大洋这个最后通路，那就能真正实现对鲁西亚的封锁，然后自然可使其成为为帝国理想的伙伴——平时能摇旗呐喊，必要时可以为帝国流血作战。”
说实话，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鲁莽行动”，深深地引发了额尔金的厌恶。
与在中华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为显得特别讨厌：
和米人过从甚密就不说了，对扶桑提出割让大岛的要求，这点凸显鲁人对北太平洋航海权的炙热野心！
不过，额尔金也有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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