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侍者刚上了两道菜，外面突然一阵骚动，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阿三，快来！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我们去打标语游行！快！”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对不起了，两位先生！”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
一战前后，杜尚转向达达主义，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
“上帝哪？”李谕又问。
不过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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