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以为意，这些年越发得厉害，开始对朝廷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
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不合时宜的说了些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
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yu”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谓是大胆至极，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圣人是死人，教科书已经延续了千年，不会因为他一人的言语而发生动摇，况且他不过是一介布衣而已，说话的分量自是有限，纵然他认为“至道无为”才是最佳的治国良药，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可一来人言轻微，二来旁人早已将他当做了疯子看，虽说了多年不合时宜的话儿。
倒也没怎么样，久而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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