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后人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一句空话，可以说，变法改革能者来做，一旦成功的确能起到利国利民的作用，可一旦失败，后果也不容小视，而且任何封建内的改革，莫不是在内部上做出修补，说到底在利国利民的同时，其实就是与天下的豪门地主，王公贵族。官宦豪绅争夺利益，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以得罪全国的豪强地主为变法代价，换取了自己所倡导的那场改革，其最终因树敌太多，走向人亡政息的可悲下场。
所以，对于什么变法改革，杨峥从心理上没什么好感，倒不是说他看法上已走向顽固派，事实上他是知道，任何在不改变最根本利益的内部改革，做得最好，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场修补工作，成不成功，不过是看主持修补这场工作的修补匠的手艺好不好罢了，可再好的修补匠因自身的环境，也不可能打破自己所需要修补的东西，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东西，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改革，在他看来，就不应该树敌太多，让自己勉强修补的东西，在自己死后得到了清算。
用他的想法，在并不是重新塑造的变法改革中，可以做到供与养相结合，这好比一个池塘，里面本是一团死水，你挖开了沟渠，找到了活水进来的方法，可活水进来的时候，水量并不大，不足以让这摊死水变成活水，那么你要做的不是浪费精力，浪费人力，甚至浪费财力去清除这摊死水，而是应该温水煮青蛙，在给死水足够空间与时间的同时，慢慢培养活水，在养的过程中慢慢变大，等活水量足够大的时候，再多挖开几道沟渠，强有力的活水足够冲刷任何的死水，这才是变法持久的态度。
苏州在杨峥看来，是一座商业城池，虽说这里商业蓬勃发展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商人阶级也不曾有过，所有的商业活动，商业买卖、商业制作都掌握在地主豪门，王孙贵族的手中，他们本事在整治上有着先天的优越，加上财气也不弱，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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