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看他没否认，到有几分意外，这个时代的官员可没几个对商业有什么好脸色，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度，吃喝拉撒睡那都是百姓创造的，没商人什么事儿，就是有，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算不得什么，难得碰上了一个不反感的，如何不意外。
就在他意外的这会儿，稍作酝酿的况钟开口道：“卑职承认，在苏州工商业与苏州的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也算得上是一股新的实力，但它们的力量太小，如今的苏州已不是洪武爷时的苏州，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地主豪门，王侯公孙安分守己，如今的苏州各方势力横行，百姓苦困，再不行改革之举，势必会出大乱子？苏州一乱，对工商业再好也不能挽救整个苏州吧？“
整个问题算是说到了杨峥的痛脚上，眼前既不是明末，也不是二十一世纪，期望以工商业挽救一个苏州城倒也不是不可能，但至少在眼前有点不切实际，之所以会这么说，倒不是说苏州的工商业发展不好，而是工商业形成的力量太小，用他自己的话儿说，大明的工商业发展的确是困难重重，先不说商业资本在营运上主要是居间取得厚利，以牙行为中心，榨取直接生产者。明代商品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生产缺乏集中，城市大多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乡村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为负担高额佃租及其他剥削，必须从事副业生产，因而长期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许多流通市场的商品就是这种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明代各地出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也更助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适应于分散的商品生产。在这种场合下，商人要搜集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形式出卖商品，而可以利用无数的大小墟场组织，来达到集中商品的目的。这样，明代的绝大部分商品流通都是通过牙行进行的，许多著名的工商城市如扬州、苏州、临清等，各种牙行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明代的商人们便是通过这种牙行，进行不等价的交换，榨取直接生产者，让许多商人根本壮大不起来，而从另外一方面上看，由于商业处于末业，使得不少商业在发展上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独立于生产之外，依靠封建特权独占商业利益以增殖其资本。明代各主要商业资本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多属政府专卖或与封建政治有所联系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是明代南北两支最大的商人资本集团，主要是以盐发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经营的丝绸、珠玉，亦多与官僚有所联系。这样就使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经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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