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盛世的言语，其实多半的是商人的真实写照，锦衣卫与东厂的番子遍布京城每个一个角落，想要收集这点东西并不是难事，比这个更多更好的他相信只要皇帝想要就一定能收得到，他惊讶的是皇帝为何要收集这些市井的言论。
正思索之际，宣宗忽得冲着王振摆了摆手道：“这些就念到这儿了，先生可以将官员的奏折捡几本给杨爱卿念一念？”
“是！”王振恭恭敬敬的应了声，随手放下了手中的纸张，而是伸手从书桌上堆积半人高的奏折里随便抽出了一本，展开后便念了起来：“呜呼，蜀中储粮之法，废弛已久。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
“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其犹甚者莫如泸州毫顺铜梁，括其一年正额，不下十余万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尔”“以鄙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先王旷荡不征之恩，以驰其利于民者乎？”
杨士奇听到此处面上一热，如今的皇室已不比洪武一朝，经过靖难之役后，权利已是大大降低，纵然是皇室也只能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多一点的也只不过几万两银子而已，这点比起京城、苏州、闽浙一带的大商人怕是零头都不上，况且鉴于永乐皇帝获取皇帝的手段，从永乐后对于藩王的权利多有限制，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反而是商人，他们依靠多年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与官家结合，从而利用其中的便利，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非但如此，商人还将高利贷资本直接地深入到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去。如粤商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河南、江苏各地农村，商人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江西、浙江的商人更是将高利贷的触角，伸向云南、四川等边疆乡村。他们普遍通过高利贷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掠夺土地。如山陕商人，多以开中积谷，垦辟边疆起家，有藏粟数百万石者。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围波筑堤，捍水为田，占有肥沃的土地。说起财富最多的人不是皇室，而是大商人，就是田产也比皇室多多了。可笑的是作为拥有了大量的财富、田产的商人反而将这种罪责推到藩王的身上，不知往日耀武扬威的大明藩王得知这个结果，不知作何感想。
“爱卿可听明白了？”宣宗这时放下茶杯，淡淡的问。
“听明白了？”杨士奇颔了颔首回应了声，却是没再说话。
宣宗似也没有让他说话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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