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
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
李世民见到这折表奏,龙心大悦。
将近三年之前,他曾与李药师讨论经略突厥之策。
当时李药师表示须待“机势成熟”,亦即贿间、招慰有成,弓刀悉备,士卒劲勇,地势、天候有利于我军,方是进讨之时。
如今各方面的机势,都已成熟啊!于是大唐皇帝对众臣说道:“颉利欲与我朝和亲,却又声援梁师都,甚至数度寇边。如此背信弃义,实不可取!”
当即任命李药师为代州道行军总管,以张公谨为其副,北伐突厥。
这“代州道行军总管”之任,与先前的“关内道行军大总管”相较,非但低了一个层级,而且权责范围缩减许多。
李药师非常清楚,对于全面与颉利开战,李世民其实并没有多大把握。
毕竟突厥,是与七百余年之前的匈奴一般强盛,常年纵马驰骋的善战民族啊。
遥想汉武帝北伐,前后五十年间,消耗巨资,靡费天下,将国库由极盛带入衰颓,犹不能将匈奴荡平,导致晚年下诏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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