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文化。
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在文化上，就是万世一系地传承下来的，这和其他的民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圣王是天下文化的创制者，也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传承者。这个传统，是从羲皇开始的。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大家庭，圣王如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把国之神器，传给下一代圣王，一代代地往下传。这种传承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圣王一体，如果有人非以圣而王天下，那么他就会被推翻，因为他没资格给这个大家庭做家长。
社会是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的，其经济文化形势，在短期符合随机游走的特征，而长期服从具有一定方向性的历史规律。从这一社会变革的趋势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先人生活的时代符合社会发展阶段的规范准则，在大概率上不适应当代社会；而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规范准则，大概率上为先人所不能接受。在这一组矛盾中，我们就必须在“使先人满意”和“使后人满意“中做出权衡。而从唯物论的角度考虑，已逝的先人不再以任何主体的方式存在，因此，考虑他们的满意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不接受唯物论，这也没有关系：即使先人们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以某种方式在某些处所构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现世的规则也绝不对现世以外的社会构成约束，先人们的灵魂在他们那一独立的社会中，仍然可以采用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相适应的规则。简而言之，现世的规则用以约束现实存在和未来将要存在的人，就必须以他们的福利为唯一的考虑因素。
当我们有了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的福利这一目标，又面临着旧的事物往往不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客观条件。立足于现实社会，就应当在思维上有薄古厚今的倾向，在行为上将移风易俗常态化。从思想的根源处进行变革，将改变看作正常的事件，而将长时间的延续当作特殊事件来处理。决不要等到传统完全不适应新形势，影响极坏，续无可续的地步，才考虑进行改革。事实上，理性地讲，当传统开始不适应现实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不适应程度会逐渐加深。因此，不进行改革所造成的损失是日益增加的。而进行改革，也会发生按改革次数计量的成本，对于构成硬约束的法律，条例，成文规则，这一成本较大，而对于不成文的，个人可以进行取舍的软约束，这一成本较小。我们在进行变革的时候，变革的频率应当满足使得这两项成本和损失的总和最小。这样的思路，和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福利的思想是等价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上奉儒学为圭臬，而儒学是侧重于国家治理，个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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