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四起,黄巾蜂合,终致板荡。此皆积痾难返之疾也。』
斐潜微颔首,放下茶水之后,又缓缓地说道:『孔明所见,乃世人皆睹之其然也。然徒知其然,犹见病者熇热咳嗽,遂断为风邪,未深究其何以中风邪,体气何以虚羸至此。』
诸葛亮肃容而道:『愿闻主公指教。』
对于诸葛亮自己来说,他从山东琅琊到了荆襄,又从荆襄到了关中,再从关中去川蜀,然后如今再返回到了河洛,可以说以他这个年龄,比其他同龄人的阅历都要更加丰富,这也造就了当下的诸葛亮已经和历史上的同期诸葛亮,有了很大的区别。
不仅没有羽扇纶巾,诸葛亮当下还多了几分的贴近军伍的彪悍气息。
至于那『小儿也知』的狂傲,更是一点都没有。
诸葛亮现如今比历史上要更早地接触到了民族矛盾,乡绅土著,也更加地清楚大汉的弊病不仅仅在上层的统治者,也在乡野的实际掌权者身上。
其实在历史上,诸葛亮的『隆中对』,已经展现出了他的一些朴素的『人本民重』思想……
这或许也正是历史上诸葛亮思索许久考察各地诸侯再三,最终却选择了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历史上的刘曹孙三人,也只有刘备才更接地气一些。
诸葛亮将这『人本民重』的思想,描述为『天时地利人和』。他强调『人和』胜过『天时』,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是很超前的理论。
当然,后世键盘侠恐怕又会叉腰表示这算是什么,三岁小儿也是知晓云云,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那些东汉名士一比较,就能知晓诸葛亮的这个理论有多么领先超前了!
要知道东汉冀州豫州,这些所谓当时文华鼎盛之地当中的很多学者名士,还沉浸在寻找『涂高』之中……
同时历史上的诸葛亮,也很重视经济和民心的关系,提出了『内修政理』,这在后来他治蜀的过程中,也确实体现出他在这理论上的实践行动。
只不过诸葛亮的『待天下有变』也暴露了其被动性,不够积极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只能是被动的等待。至于诸葛亮对于荆州之地的过于理想化,川蜀两头堵的战略失衡问题,也是致命的缺陷,就属于军事上的不足了,不再赘述。
斐潜看着诸葛亮,缓缓说道,『欲穷事理,当循四问。一曰问其然,状何如也;二曰所以然,何以至此也;三曰如何然,当何以易之;四曰然何如,既易之后复何如,利害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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