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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