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风气

夜读抄

音，油腔滑调。

华丽的文章好做，只要在叙事状物之际采用夸大一倍的字眼就行，然而，想要找出确切的字眼，与那一事物铢两悉称，纤毫不差，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要是随心所欲的矫饰就能形成优美的文体，那么只要对某位作家使用的单词长度加以计算，或者只看他如何把本国语言换成累赘的外来语词（不管和内容关系如何），便可判定文风的典雅了。这么说来，为高雅而舍平易，因典丽而失本意，岂不是太容易了吗？

作为一个作家，我竭力使用那些普普通通的字眼和那些家喻户晓的语言结构，正像假如我是一个商贩，我一定使用大家通用的度量衡器具一样。

词汇的力量不在词汇本身，而在词汇的应用。……正像在建筑中，要使拱门坚固，关键不在于材料的大小和光泽，而在于它们用在那里是否恰好严丝合缝。

一个人写文章，只要他不是立志要把自己的真意用重重锦绣幔帐、层层多余伪装完全遮掩起来，他总会从熟悉的日常用语中想出一二十种说法，一个比一个接近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只怕到了最后，他竟会拿不定主意要用哪一种说法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哩！

一个时期有相应的世风，也有相应的文风。汉唐和魏晋自不必说。八股文是硬性规范，是应试作文，也不必说。五四时期，行文方式是这种模样的：“今年底春天来底格外早，草儿们一齐争着绿呢，蜜丝李着信差送来一函，要几个人去踏草迎春。她该是有恋爱心呢。”杨朔先生是1968年8月被迫害致死的。1960年写的《荔枝蜜》，结尾一段是：“这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那个年月，谎话和真话是搅在一起的，大文化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文风，有报纸和文件的那种方式，也有博士硕士论文的那种方式。官府和学府，是每个朝代里文风的策源地。涉官府的话咱不敢说，如今著名学府里也在倡行论文打假，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文风特色。这两种方式，几十年之后的人，不知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