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儿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招,“交给乡**,由乡**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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