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众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着《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着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并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并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于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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