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旨。”
张居正站在旁边，目光闪烁。
皇上要对工商联之事大肆宣扬，在他的意料之中，也是他的纠结之处。
儒家重义轻利，太祖皇帝抑制商贾，义理祖制。
但是这些年，张居正看到东南工商大兴，以及滦河太原煤铁盛举后，国库收入日益好转。
正是口袋里有钱了，才能从容地推行新政，办诸多实事。
难道是圣人讲错了，太祖皇帝定错了？
张居正的心里十分矛盾。
此前他认为自己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对如何改变大明沉疴积弊，胸有成竹。
皇上为裕王世子和太子时的那一套，虽然给张居正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震撼，但他觉得只是权宜之策。
可是等到皇上即位，张居正才发现，此前那些被保守派认为激进和荒诞的新政，只是皇上的开胃小菜，更宏伟和更惊世骇俗的国策在陆续推出。
张居正这才明白，皇上从嘉靖四十一年开始，一直是抓权，抓财权和兵权，开拓新财源和编练新军。
隆庆年间，身为秉政太子的他，在继续扩大财源，建立军功的同时，试探着推行他的新政。
其中高拱就是其中的探路先锋。
冲锋陷阵，试探深浅。
冲得好，太子秉政有功。
冲得不好，这是隆庆朝的事，与太子何干。
主持冲锋的还是隆庆帝的老师，高拱，更与太子无关了。
不是当时身为太子的皇上想撇清关系，而是中间隔着一层，有缓冲余地，双方不会发生直接冲突。
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解决人。
正如皇上所言的，想方设法把反对我们的人变少，把支持我们的人变多，我们的新政改革就能顺利进行。
解决人只是斗争手段之一，不是斗争目的。
隆庆三年明争暗斗下来，大明官场、士林，以及中枢地方各方势力的实力，以及他们对新政改革的态度，皇上心里有底了。
却耗费了一位高拱。
现在皇上即位，把自己任命为内阁总理，实为国相。
此前太祖皇帝废丞相，直管六部，现在皇上通过自己去管六部诸寺，料理中枢和地方“行政”事务，为何？
还是建立缓冲层，凡是有转圜余地。
太祖皇帝直管六部，亲理国政的结果就是国策一改变，就必须杀得人头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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