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的粤语问:“为什么、要开分店?”
老板笑了:“为什么?因为我阿爸1950年从南洋回来时,身上只有五块钱。他在深水埗街头推车卖云吞面,攒了十年才租下这间铺。现在我儿子要去加拿大读书,我要多开一间,供他念完书,让他不用像他阿爷那样,被人叫‘南洋仔’。”
托纳多雷手一抖,奶茶溅出来几滴。
“你阿爸,从南洋回来?”
“是啊,槟城。”
老板用抹布擦了擦桌子,“1938年他想回国参军,但他阿妈抱着他的腿哭,说‘你三个哥哥都回去了,你留下吧,总要有人传香火’。他就留下了,1949年才回来。”
老板点了支烟,眼神望向窗外那个地盘。
“他临死前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那三个哥哥。所以他拼命挣钱,让我读书,让我儿子读书。他说:‘我们这一支没回去打仗,就要用别的方式争气。’”
托纳多雷付了奶茶钱,多给了五十元小费。
走出茶餐厅时,他对翻译说:“我知道电影缺什么了。”
“缺什么?”
“缺这种,代际间的接力。”
人类社会中,几代人代际间的良性共融,是最最珍贵的人类学课题。
没有之一。
任何社会只要做好这件功课,就不会堕落为历史的差生。
托纳多雷说,“1938年那代人,用牺牲问出问题,1965年那代人,用建设开始回答,1980年这代人,要用什么继续?”
他顿了顿:“《故土之心》不能只拍过去,要拍这种接力。拍一代人的问题,如何被另一代人接过,如何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回答。”
傍晚,托纳多雷回到清水湾时。
赵鑫正在剪辑室看样片。
三十分钟的粗剪,放的是南洋线的素材:
黑白照片、颤抖的证言、空屋的寂静。
“停。”
托纳多雷说,“这样不够。我们要加一段1965年的新闻胶片,李光耀宣布独立时,泪流满面的画面。然后直接切到1980年,新加坡的彩色航拍,整洁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学校操场上的孩子。”
许鞍华站在旁边:“导演,这样跳跃会不会太突兀?”
“要的就是突兀。”
托纳多雷说,“观众需要被这种突兀震撼:为什么一群被踢出来、哭着的华人,十五年后能建成这样?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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