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程序拖延来削弱。
他决定绕过财政部门,寻求其他支持。
一、陶匠的见证
莱桑德罗斯首先找到德米特里。在改造旧仓库的工地上,工匠们正在忙碌。锯木声、敲击声、搬运材料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充满生机。
“我们需要资助,”莱桑德罗斯开门见山,“财政那边卡住了。”
德米特里擦去额头的汗水:“需要多少?”
莱桑德罗斯估算了一个数字。德米特里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可以动员工匠网络。每个人捐一点材料、一点时间、一点钱。我们不需要奢华,只要基本功能。”
“但这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申诉处也是为了我们。”德米特里说,“如果工人遇到欠薪、工伤、不公待遇,可以来这里申诉。这比私下抱怨或忍气吞声要好。”
他召集在场的工匠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反应出乎莱桑德罗斯的预料:
一位老木匠说:“我仓库里还有些多余的木板,可以拿来做桌子和椅子。”
一位年轻石匠说:“我识字,可以当志愿者书记员,每周来两天。”
一位陶匠的妻子说:“我可以烧制一批特制的陶片,用来做档案标签,比羊皮纸便宜耐用。”
甚至有一位退休教师主动提出:“我可以培训接待员,教他们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记录。”
这种自发的支持让莱桑德罗斯感动,也让他看到希望:雅典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官方机构,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互助传统。
下午,第一批捐赠物资开始送达旧仓库:几捆芦苇纸,十几块蜡板,几罐墨水,各种工具。德米特里组织工匠们制作家具,效率惊人。到傍晚时,接待区已经有了雏形:三张长桌,十几把椅子,一排档案架,甚至还有一个简单的分区屏风。
莱桑德罗斯站在逐渐成形的申诉处中央,感到一种奇特的满足感。这不是通过权力命令建立的东西,而是通过合作和共享创造的。它的每一块木板、每一把椅子、每一件工具,都带着捐赠者的指纹和期望。
德米特里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但有件事要注意。安提丰的人可能会派人来‘申诉’,制造混乱,消耗我们的精力。”
“怎么应对?”
“建立核实机制。”德米特里说,“要求申诉者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和证据线索。如果是明显捏造或重复申诉,记录下来但不深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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