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主编老莫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老莫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老莫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老莫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老莫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老莫偷偷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他刺激成这样。
杂志为一九九八年的订数展开大战之际,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胸有成竹地上了法庭。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老莫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老莫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老莫说,师思想取而代之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又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老莫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
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老莫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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