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培养之意。
于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问题：
“既已格物致知，其后自当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各尽其能。”
而周瑜见魏哲没有怪罪，便大着胆子继续提问道：
“那我等又该如何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呢？”
这回魏哲沉默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忍不住皱眉思量起来，但众人却不敢催促。
此时此刻，即便是卢植、郑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认魏哲的儒学水平。
或许在广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们，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经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更好。
他刚才所言虽然借鉴了“心学”的部分理论，可他并不是真要用“心学”。
实际上他这些年并不只是单纯读经，而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当下的学说。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于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注解“实学”。
关于“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于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争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于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并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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