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师范派老师来劝解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他心情沉重,我也心情沉重,知青已经在大批地回上海了,但是,依然有许多被掉在了“坑”里,回家之路艰难而没有方向,我们都是属于难以自拔的一族!
我告诉他我受伤的事,他们班的毕业分配事宜都交给邢大隆老师办了。不曾想,这个插曲,后来会演变出来了一个糟糕的尾巴。
我们家为了省钱,也为了蔡家的经济拮据,我与小弟弟一起办婚宴的。那是1980年的元旦。
小弟媳的嫁妆用小型面包车装来的,她的许许多多让人耀花了眼睛的东西,吸引了好多邻居来观望。我的嫁妆是蔡与我一起,装在黄鱼车上拉去新房的。妈妈只是给了我一包长生果与红枣,要我到处放满,不要有空罐子。
我把这次回来,才最后完成的毛衣给了蔡,他二话不说就套上,这件“温暖牌”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装了。我的新婚服装是妈妈给我挑选的老式的骆驼毛的棉袄。
在婚宴上,我小弟弟西装笔挺,英俊潇洒,我小弟媳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来宾全被他们吸引过去,早忘了还有我们一对新人。
我舅舅记起来了,他突然大声地提请大家注意,说:“建华也是新娘子,但是,她是一个党员式的新娘子,简朴是美德。”
我灿烂地笑了,舅舅的话为那时候还在刻苦寻路,囊中羞涩的知青,盖上了最精彩的一块“遮羞布”。但是,后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发现,这块“遮羞布”变了性质了,我真想告诉大家,我们那个年代多么珍惜这块“布”呀!
我的爸妈在完成了这些事后,从还剩下的钱里面,特地拿出来了八百元,偷偷给了我。因为蔡买了一架两百元的播放机后,窗帘也买不起了。我用纸贴在玻璃上。妈妈差点儿眼泪掉下来,说:“我的女儿,我要一样对待。”
我来到了蔡家生活。
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走进他家的。即便进了的是“寒门”,可还得低人三分。等蔡的婚假结束、他去上班后,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出来了,“外地人”意味着什么?
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是为了儿子,让出了房间,自此他一家五口人,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了。
他们当着蔡的面,对我客客气气,可只要蔡不在,他们就都翻脸了,对我爱理不理,哪怕吃饭吃东西也不来叫我,我成了这个家的“透明人”了。
那时候,我的手正在长神经,哪怕对着皮肤吹一口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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