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多里地，来时就用了两三个小时，累得三位壮汉气喘吁吁的，这万一不收，又要把猪抬回家饲养的话，岂不要人性命？这时三人就拼了老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别说要抬回去，就是空手走回家也觉得累得够呛呢。母亲一看情况不妙，忙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父亲便不再吭声。
“干部同志，我家男人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原谅我们一回。昨天我们夫妇为家里的琐事吵架了，他心情不好，说了冲动的话，今天多有得罪，请您高抬贵手。这样吧，我们家离县城有二十多里，如果真要扣除这十多斤水的话，这猪就不能上缴了。真要又抬回家的话，那怎么得了？这样吧，您老看我们农村人不容易的份上，少扣几斤水，达到上缴生猪重量的标准就行。这样您既执行了政策，又照顾了我们农村人，这两方面也讲得过去，就算求求小叔叔行行好吧。看在我家有老又有小的份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人终有好报。”
母亲一手扯着我，另一只手扯着余林，我们兄弟俩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母亲又赖着性子，与那人磨了老半天。又悄悄地往他口袋塞了两包香烟，那人才勉强同意母亲的要求。他见母亲说得合情合理，又看母亲挺会来事，便答应不再退回，于是，事情才有转机。
那人开好票把票递给了我母亲，母亲千恩万谢，几乎是感动得有些流泪。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走到一个窗口，凭发票领回了一沓票子，事情总算办好了，一行人才匆匆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脸色铁青，长时间低头走路一言不发。在他学校的一亩三分地，父亲自然可以一言九鼎，可超出他教书育人的范围，他也只能低头做孙子。看着他那无助的样子，母亲也很心痛，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生怕触碰这个伤疤而让父亲难堪。
我和余林本想要求父母去街上买点好吃的，见父亲脸色阴沉一声不吭，也知趣地不再说话。生怕父亲发起火来，屁股挨上重重的几巴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一行人不再说话，大家只顾埋头赶路，心情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那一阵狂风和闪电那样的无奈与迷离，心如履薄冰又似被撕碎得支离破碎。
回家以后，我一声不吭，只是在本子上把“读书”二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完又撕，撕完又写，足把刚买的一个作业本撕了大半本，然后倒在简陋的床板上蒙头就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镌刻着生活的艰辛和冷漠，我知道没有谁能伴着我颠沛流离，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没有之一。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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