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多里地,来时就用了两三个小时,累得三位壮汉气喘吁吁的,这万一不收,又要把猪抬回家饲养的话,岂不要人性命?这时三人就拼了老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别说要抬回去,就是空手走回家也觉得累得够呛呢。母亲一看情况不妙,忙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父亲便不再吭声。
“干部同志,我家男人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原谅我们一回。昨天我们夫妇为家里的琐事吵架了,他心情不好,说了冲动的话,今天多有得罪,请您高抬贵手。这样吧,我们家离县城有二十多里,如果真要扣除这十多斤水的话,这猪就不能上缴了。真要又抬回家的话,那怎么得了?这样吧,您老看我们农村人不容易的份上,少扣几斤水,达到上缴生猪重量的标准就行。这样您既执行了政策,又照顾了我们农村人,这两方面也讲得过去,就算求求小叔叔行行好吧。看在我家有老又有小的份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人终有好报。”
母亲一手扯着我,另一只手扯着余林,我们兄弟俩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母亲又赖着性子,与那人磨了老半天。又悄悄地往他口袋塞了两包香烟,那人才勉强同意母亲的要求。他见母亲说得合情合理,又看母亲挺会来事,便答应不再退回,于是,事情才有转机。
那人开好票把票递给了我母亲,母亲千恩万谢,几乎是感动得有些流泪。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走到一个窗口,凭发票领回了一沓票子,事情总算办好了,一行人才匆匆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脸色铁青,长时间低头走路一言不发。在他学校的一亩三分地,父亲自然可以一言九鼎,可超出他教书育人的范围,他也只能低头做孙子。看着他那无助的样子,母亲也很心痛,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生怕触碰这个伤疤而让父亲难堪。
我和余林本想要求父母去街上买点好吃的,见父亲脸色阴沉一声不吭,也知趣地不再说话。生怕父亲发起火来,屁股挨上重重的几巴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一行人不再说话,大家只顾埋头赶路,心情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那一阵狂风和闪电那样的无奈与迷离,心如履薄冰又似被撕碎得支离破碎。
回家以后,我一声不吭,只是在本子上把“读书”二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完又撕,撕完又写,足把刚买的一个作业本撕了大半本,然后倒在简陋的床板上蒙头就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镌刻着生活的艰辛和冷漠,我知道没有谁能伴着我颠沛流离,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没有之一。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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